因为生产力驱动而非理想主义驱动。

开源运动的蓬勃发展来自于GNU(GNU is not unix)，Richard·Matthew·Stallman领导着一群黑客，带着对比尔·盖茨的鄙视，制定了GPL协议，以后人人都能从伟大的前人身上学习到源代码的精髓，让软件的获取更加自由，此后开源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信息科技进步，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

世界级的创造其实都来自于天才对于理想的坚持。

我们再追溯软件的本质精神。

比尔·盖茨在1976年的公开信提出私有软件不该被盗取共享的宣言之前，软件的主流就一直以开源与共享的形式存在，因为软件在当时的环境还是实验室少数科学家，技术黑客的爱好为主，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方式，软件的生产力低，仍处于个人英雄主义。

也就是说，软件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科技工匠们，最原始本质的精神就是倾向于开放，分享，只有这样软件才能进行良好的传播，技术才有生命力，恰恰开源社区符合了这一需要。

但到了生产工具提升(面向对象语言、开发平台、组件仓库、软件操作系统......)，软件进入到大规模应用的帝国时代，商业化推动了软件朝着大规模人群集中合作的方向发展，这时候生产效率就大于兴趣。软件不再是科学家或者天才黑客们的玩具，而是更多普通人的生存所需。这也是社区Linux与国产Linux在起源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之处。

基于兴趣的理想主义驱动与基于商业效率的生产力驱动本身就是相互存在又相互矛盾。

若没有理想主义的大师们天才般的杰作，也不会在如此多领域开拓出创新需求。

若没有大量生产力程序员去应用开源软件，那么理想主义也无持续动力之源，更无用武之地。

就是在这样开源理想主义和商业化效率共同的促进下，我们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繁星璀璨般的信息科技服务。

对于中国天然的特征就是人口规模超大，而且城市让集中开发更具有优势，因此天然上，中国在商业软件的集中开发模式输出上更具有优势，这时候我们的软件开发主流方向上很少去谈兴趣驱动，更多的是讲求生产效率。

笔者完全不认可一些舆论观点，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技术创新，实际上恰恰相反，只不过我们集中化生产力优势太明显，人数规模庞大，掩盖了还是很多理想主义的独立创新者，更忽视了中国人有着悠久历史的知识传播与共享的传统，更加热爱各种知识创作与分享的社区(包括开源社区)。

反过来地广人稀的美国更需要通过虚拟的社区来形成有效的人员规模，形成开发协作，而社区很难通过商业化驱动，往往就是一个兴趣，燃起了更多人的热情，而兴趣又是理想主义的摇篮。

很多人还以为我们中国很少有人在开源社区内进行贡献。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有很多开源软件的确就是中国人开发的，例如基于NGINX的OpenResty，LVS等。

但在中国更多的开源模式还是大型公司组织后的成果，例如阿里系庞大的开源软件。只不过开源在中国并非主流，大规模组织开发才是中国的主体形态。

对于我们国产化Linux的局面，大家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投资且商业驱动的结果，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就是国产化的系统性替代，类似于航空航天，本质上还是国家长期投资的一种模式，战略意义大于商业利益得失。

若单凭一国之力打造出操作系统生态，其中的生产力规模和前期投入成本，大家可想而知。

国产操作系统哪天能成长为像航空航天那样的举世瞩目，这尚不可知，但国产Linux完全与开源社区的Linux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它就是国家长期战略➕商业化➕大规模组织开发的基础设施，只不过叫Linux而已。